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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忆市文联轶事
    • 发布时间:2020年04月19日    字号【

           朱松龄

           我是1990年8月到市文联报到的,叫名三十年了。当时的任职是办公室主任、党组成员,行政级别是副处级。这年9月,第三届文代会上我被选为副主席,从此开始了我的“七品芝麻官”生涯。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处级,又称县团级,是一县之长的级别,在古代县官就是七品,因为官职低微,故冠以“芝麻”加以调侃。

           我这个芝麻官不但是副的,还是三把手,上有书记、主席赵辉君,再有资深副主席董校昌,我的工作是协助他们,当好助手。我分工主管党政一摊子事务,文联专业方面负责联系美协、书协、摄协视觉艺术系和音协等协会……

          学做“芝麻官”

           我一直在基层工作,没有当官的阅历,初到文联时我还像在基层当头头那样,凡事亲躬,身先士卒。如三届文代会时,我设计了一个三个相连的篆体“文”字会徽,还亲手写了《贺词》,组织了少先队鼓号队、朗诵队献词。这些我都是自己一手抓到底的。后来,赵主席开导我说:“你现在是副主席了,有事放手让下面人做吧,你只管检查就是。”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,开始体会到了是所谓的“为官之道”吧。

           我兼任办公室主任,手下有七八个人,包括内勤、人事、总务、财会、开发、文印、档案以及司机等,他们都是在编的公务人员,每个人都有一定特长,且能兼任几项工作。我知道要搞好办公室工作一定要把全室人员团结在一起。我曾组织大家到我家聚会,管后勤的阿元为我们烧了一桌子拿手好菜;我也曾组织大家到南京、海盐一游,愉悦了身心,增进了了解,加强了友谊

           办公室是联系领导与下属单位的桥梁,起着上情下达的作用。上面有指示,你要及时贯彻,下面有情况你要尽快反映;有时你要独当一面,挺身而出,敢于挑担子;有时你要退避三舍,适时谦让,不要喧宾夺主,这也是“当官”的门道吧?记得那年《西湖》杂志社下属的广告公司承包人到杂志社闹事,“占领”了编辑部,又到文联找领导要“说法”……我们办公室同志都出来了,一方面做他们的思想工作,一方面联系有关部门做好应急准备,阻止了事态的扩大,为领导争取了时间,最终让事情得到解决。做纪检监察和保卫工作是有一定风险的,你要坚持原则就会得罪一些人,让人记恨于你。一次办案中我接到过威胁电话,他警告我,让我识相点儿;你手中有权,也会有人来和你作交易,如果你不坚持原则,国家或集体利益就会受损,更会有损党的形象。俗话说“当官不为民做主,不如回家卖红薯”,我觉得这才是为官之道的根本!

           文联的财务是实行一支笔管理的,起初赵主席自己管,后来请董主席管。所谓“一支笔”说白了就是只有此人同意签字的发票才能报销。当然,持此笔者要对党组,对主席负责。我虽没有财务权,但也在文联添置大型设备上起过作用,从而被当事人“感激不尽”。我初到文联时,打字员还是在用机械打字,要在字盘上一个个地找字。那时社会上已有“方正”牌电脑打印设备,价格不菲。我知道文联打字任务挺重的,于是建议党组购置电脑打印机,得到认同。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打字员宋晓萍时,她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,她说早就想向领导说了,可是不敢,她知道文联穷,领导是不会同意的。这次她估计错了,她十分感激领导的关怀。

           另一件事是买“尼康相机”。大约是91年年底,董主席向党组汇报财务情况,讨论所余经费的使用。我记得摄影家协会驻会秘书长王秋杭和我说过,说摄协没有一台好相机,还说深圳那边有廉价的尼康可购云云。我把此事在会上说了,建议文联买一台尼康相机,给摄协使用……党组同意了,董主席约谈王秋杭,请他去采购相机,结果花了万把元,买了两个机身,几个镜头,摄协终于将鸟枪换成大炮。事隔二十多年了,秋杭仍念念不忘,我们退休干部活动时他还几次对我表示感谢。

           关心下属,关心他们的工作,这也是为官之道吧?不然,下属怎么会听你,你也只能当光杆司令了。

           忆淳安采风

           市文联下属有十个文艺家协会,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,因此文联和各协会都把组织会员下基层,深入生活作为重点工作来抓。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92年春天,由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大型采风活动。

           这次活动共有文联、文化局、广电局和杭报的二十八位专业文艺(新闻)工作者参加,兵分两路,一路赴临安,另一路奔淳安,目的地都是当地的革命老区。宣传部领导对这次下乡非常重视,由杨文锦副部长亲自挂帅,要求每个人都要自带行李。我是随淳安分队下乡的,还给我挂了个“副领队”头衔。

           3月5日,我们在苏杭旅馆门口集合,谁是下乡者十分显眼,因为他们都背着方正的背包。我们分乘两辆下乡专车向目的地进发,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史济煊亲自到出发地来给我们送行,文联等四单位的领导也和大家一一握别。

           长途车沿着公路颠簸了六、七个小时,经新登,过汾水,终于到了淳安排岭,我们在县招待所休息一晚,第二天听取淳安县宣传部郑部长介绍情况,次日换船走水路直奔大墅镇。

           大墅是采风的第一站,镇领导接待了我们,管宣教的方委员详细介绍了该区的情况,下午3时我们就乘车去了白马乡。我们住的依然是招待所,每晚付5元住宿费。虽然背包没有派上用处,但拉近了我们与村民的距离。我们吃的仍然是食堂饭,按照规定每人每天交1.5元和1斤粮票。乡干部视我们个个为市里来的领导、专家怎么肯怠慢?每餐还必加菜,甚至搞来当地野味如野猪、山麂等让我们尝鲜。白马乡算得上深山老林了,据说日本鬼子打到排岭,就是进不了白马,这里有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。我们参观了写有“抗战标语”的红军墙等革命遗迹,走访了铜山锡铁矿,那里有“古铜矿遗址”。几天后,我们再转战枫树岭乡参观了新建的“枫树岭水电站”,这一古一新又给了我们以别样的感受:我们为祖国古老的文明而骄傲,我们更为新时代的建设成就而自豪。

           在这期间我们走访了当地的村民,和他们围坐在火塘边聊天。我们为当地淳朴的民风而感动,有几件事让我印象极深:

           一位村干部告诉我们,这里的老百姓十分封闭,许多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白马。他讲了个笑话:有一天下雨,父子二人在火塘边闲坐。儿子问老子:“皇帝佬儿落雨天时做什么?”老子想了想说:“肯定是一边喝老酒,一边吃花生米吧!”在村民眼里这就是最奢华的帝王生活了。

           那位村干部还告诉我们,为了让白马人过上好日子,乡党支部专门组织人员到相邻的衢州、开化去取经,学习怎么种植橘树,怎么发展副业。回来时支部研究决定给每家发五斤橘子,让村民亲口尝尝自己将要种的东西,增加对橘子的感性认识,因为很多村民从来没有吃过橘子哩。我们知道衢州的小红橘十分有名,而一山之隔的白马竟连什么是橘子也不知道,令人唏嘘!

           一位摄影家走访山村的老太,他用普通话和老太聊天,怕老太听不懂,讲得特别慢。不料老太说:“你的话我懂的,我也会说,就是说得不好。”摄影家十分诧异问:“你到外地去过?你不是本乡人?”她回答说自己连排岭镇都没有去过,但是她每天看电视,听主持人说话听多了,就学会了。我们没有想到电视竟有如此魔力,也深感文艺工作者肩上担子的沉重,特别是影视工作者们。

           一天,我们发现村里许多人在祠堂里聚会,大约有几百人,都在认真地听一位老者讲话。会场后面还有一口大铁锅,锅下烧着火。这是干啥啊?我们看不懂。向村干部打听后才知道,这是教会的活动。原来白马乡有天主教之类的宗教组织,信徒众多,遍布各村。每次做礼拜时教会还要管饭,教民有的带米带菜,有的出力做饭,自给自足,秩序井然。我们中有人问村书记:“这种迷信活动你们不禁止?”书记笑笑说:“做啥禁止他们,有辰光我们还要派任务给他们呢?比如说计划生育,捐款救灾,教会说话比我们还管用!只要人家不反对共产党,我们就要团结的。”书记的话不无道理,这就是山村搞的“统一战线”嘛,我们暗自思忖。

           历时十三天的采风,匆匆而过,这次采风,每个人都感到收获良多,我们宣传了党的政策,了解了国情民情,不仅收集了创作素材,更获得了创作的动力。回杭后,市委宣传部专门召开了“座谈会”,史部长、文联等相关领导莅会听取我们的汇报,并合影留念。(上图)这次合影与以往有些不同,下乡采风的老文艺家们都在前排端坐,而领导却在后排站立。这是史部长(后排中间者)的意思,以此表示对下乡者的尊敬和慰问。

    移动的杭州画展

           浙江的书画在全国是有名的,杭州的书画又居浙江之首,因此杭州的书画展是颇受各地欢迎的。

           1992年夏天,我和三位书画家一起到北方去举办了一次巡回书画展,我任领队,团员有书协的申屠云彰、美协的吴静初和杭州画院画师吴声。

           因为以前巡展作品在铁路托运中出过纰漏,几幅字画被窃,其中包括沙孟海的大作。此案久查未果,已悬多年。因此,我们决定将展品随身携带,装了整整一个大旅行箱。从杭州乘机到青岛,从青岛坐大巴到烟台,从烟台坐轮船到大连,最后从大连乘飞机返杭。一路上,人到中年的吴静初和年过半百的我成了搬运“画箱”的主要力量。(吴声是后来赶来的)

           南方书画家的作品以细致精巧著称,和北方书画的粗犷大气成鲜明对照,因此画展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。此次展出我们携有沙老大作,还有吴山明等浙派名家作品,我们每到一处展览一周,让观众大饱眼福。我们还与当地书画家举行笔会,现场作画,相互观摩,三位杭州书画家大显身手,也让我大开眼界。

           申屠老(右一)适年六十有二,据说还抱病在身。他是书、画、印兼修的大师,尤以书法见长;吴声(右二)是美院科班出身的国画家,为学院派后起之秀,他擅长绘人物,作品多有创新;吴静初(左一)是自学成材的“三员”人物,即同时身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杭州西泠印社社员,这在全国仅有两人,静初是其一。二吴均为四零后,正是年富力强之时。交流中,三位杭州书画高手,大大给家乡长脸增光,他们现场作品一抢而光,供不应求。所幸他们三位在酒店专门为我作画一幅,吴声画人,静初绘景,申屠题款,各施所长,此画命名为《居不可无竹》,画面淡雅,内涵隽永。据我所知三位画家合作仅此一回,可见弥足珍贵。

           我们在青岛、烟台、大连的画展都取得了成功,同时也受到当地同行的热情接待。出发前我曾有顾虑,因我滴酒不沾,怕难以应对饭局。申屠老说:“你放心,有静初在。他会为你保驾的。”静初关照我说:“你就坚持滴酒不沾,千万别不好意思,你只要一松口,肯定会被灌倒……”我按他们教的做了,果然平安无事。不过那著名的青岛啤酒、烟台张裕红酒、俄罗斯的伏特加我都失去了品尝的机会。

           对我来说,这次巡展活动让我对书画艺术有了进一步的认知,对书画家的工作、生活有了进一步的了解,增进了我和他们之间的感情,这是我带队人最大的收获。此外,还有两件小事不得不提一笔:

           记得在青岛的笔会上,一位海军画家周永家擅长画人物,尤其擅长画《聊斋》作者蒲松龄,因蒲松龄正是山东人。我得知后即请他为我绘一幅蒲公画像,并递上我的名片。周画家一口答应(下照右),画像绘成后他在画上题款:“蒲公小像 一九九二年松龄先生雅鉴 永家 ” 周围观看的人不明情况,低声议论起来,他们以为周画家题款写错了。但又不好意思指出……周画家题好款,盖好印章,抬头对围观者笑笑,先指着画面说:“这是蒲公小像,”然后指指我说,“这位就是松龄先生。”大家这才明白,画家没写错,是我与蒲公同名引起了误会。这就叫“无巧不成书”。

           在大连,我们受到大连市美协秘书长晁德仁的款待,他一定要邀请我们去他家吃“鲍鱼”。理由有二,一是店里的鲍鱼太贵,不划算。二是他做鲍鱼的水平高,比店里做得还好。我们只能客随主便,听命赴宴。我们一边大快朵颐地品尝海鲜,一边欣赏墙上秘书长的大作,这幅名为《哺育》的宣传画曾获得了全国美展的金奖,画的是一位正在给孩子哺乳的母亲,其立意之深刻,构思之巧妙令人叹服。

           在大连我有个表舅叫罗继祖,是吉林大学教授,他离休后回大连安度晚年,但多年失去联系。我听人说他是大连书协的名誉主席,于是向晁秘书长打听。秘书长不但证实了信息的真实,还告诉我他和罗老很熟,常去拜访。他答应带我去拜访老人,我们约好了在我回杭那天的上午,他陪我去寓所探望老人。继祖表舅是国学大师罗振玉的嫡孙,他从未进过洋学校,从小就跟随祖父学习,因此学养颇深,造诣极高,在史学界享有着相当声誉。老人是母亲的亲表弟,由于历史原因两家分居江南关东,断了联络。如果这次能联系上真是个难得的机会

           那天上午我在酒店等待晁秘书长,可却迟迟不见踪影,打电话到大连文联,因是星期天单位无人。我焦急地等待,一直等到失望,才登上开往机场的大巴车。在机场,大连文联送行人员告诉我,晁秘书长早上突然拉肚子,到医院去急诊,不能来送行了,他很抱歉……

           唉,我无奈地叹口气,这就是天意,我和表舅无缘相见,“天意难违”啊!

           我再次到大连已是2009年,表舅仙逝多年矣。

           后记:有人说“活动”是文联工作的“灵魂”,是文联的“生命线”。此许有几分道理:因为活动能展现自我,能团结群众,能培育新人,能引起关注……在文联工作的十年间,我参加了不少活动:我聆听过“西子女声合唱团”的汇报演出;我参与了“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会议”的全程工作;“杭州文艺界迎春座谈会”是我们每年的重点例会;“作品讨论会”是我们常年坚持不断的铁定活动……

          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,杭州市升为副省级城市,我的级别也相应变成副局级。带着这样的头衔,我办理了退休,恰是上世纪最后的1999年,这注定我将永远是文联人。如今我已年届八旬,当我回首与文联休戚相关的三十载时,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闪过,写下一点文字,留下一丝痕迹,让人们知道我真是文联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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